对墨索里尼而言,女人只有一项公民义务——做母亲。她可以是士兵的母亲,也可以是被电话召来的情妇;但她不能成为独立的主体。特朗普与女性相关的记录,记录在法庭和公开指控中,而不是日记里。二十多名女性公开指控他性行为不当。在 E·让·卡罗尔民事案中,联邦陪审团认定他应对性虐待和诽谤承担责任;第二个陪审团在她的诽谤诉讼中判给额外赔偿,约 8300 万美元。纽约陪审团裁定他伪造商业记录,以隐瞒向一名成人电影女演员支付的六位数款项。2016 年录音中,他描述了这种特权:“当你是明星时,她们就让你这么做。”近二十年间,他拥有环球小姐选美赛事,并在电台回忆自己曾在参赛者换衣时走进更衣室。那些违背他——或者变胖——的人被改了名字:据称他把一位选美冠军叫作“猪小姐”,把一位女演员叫作“马脸”。他多次将最高法院多布斯案裁决归功于自己,该裁决终结了宪法上的堕胎权;在竞选活动中,他承诺保护女性,“不管她们喜不喜欢”。
相似之处不在于他们的行为完全相同,而在于两人都把女性组织进一种自恋经济:仰慕作为男子气概的证明,忠诚作为镜像,独立现实则受惩罚。墨索里尼把蔑视组织成教义——女人作为种族的母亲——把欲望组织成电话召唤和秘密。特朗普把占有——选美赛事、封口费、收视率——组织起来,把欲望组织成明星的特权。在这两个世界里,女人因映照男人而受崇拜,因映照任何别的东西而受惩罚。这一机制正是本文不断发现的:一个无法容忍他人独立现实的自我——而且这种自我往往从家庭开始。
真相作为道具
墨索里尼的画像还带有一种有争议的情绪维度。一些心理传记记述以符合环性气质或躁郁气质的术语描述他——抑郁期与躁狂期交替——并伴有焦虑现象和强迫特质。这些是回溯性解释,而非临床诊断。同时代人看着他那“一向反复无常的性情”变得“狂乱失控”,特征是频繁自相矛盾和“最轻微的挑衅”就会爆发的脾气。他与现实的关系是工具性的。他把政治当作戏剧,以“愤世嫉俗的嘲弄”扮演自己的角色,直到如一位观察者所说,“演员已经变成了那个人”。
特朗普的反复无常较少被用情绪障碍术语来框定,更多围绕去抑制和扭曲现实。临床评论者描述其“极端去抑制”的行为和“不考虑后果就迅速行动”的倾向;这种远程评估仍有争议。他与真相的关系被描述为长期性和工具性的——“一种长期倾向,把撒谎和伪造现实当作控制工具”。一项比较分析发现,两位领导人都把复杂问题简化为“非常简单的配方”,从而“摧毁复杂、反思性或分析性的思维”,并且两人总是要找出一个必须击败的敌人。
区别在于节奏与语域。墨索里尼的反复无常嵌入一种革命—极权主义气质,在抑郁性退缩与躁狂式政治戏剧之间摆动。特朗普的反复无常则更具反应性、更受注意力驱动,校准于有线新闻和社交媒体的即时反馈回路。两人的共同点,是对事实约束抱有一种实用主义虚无主义:真相就是任何服务于当下表演的东西。两人都不是像走投无路的人那样撒谎——出于防御,害怕暴露。两人都像剧作家修改剧本那样撒谎:脚本就是任何能让观众留在座位上的东西。
怨恨企业家
修辞上的相似之处已被异常具体地记录。一项研究分析了他们“实践与举止上的共同性”,从“修辞到肢体语言”,以及他们对各自时代新传播技术的类似运用——墨索里尼用大众广播和报刊,特朗普用社交媒体——以“推进自己的议程并影响社会”。另一位评论者观察到,“特朗普那种压倒性的、磁石般的力量似乎抄袭自墨索里尼精力充沛、戏剧化和有魅力的修辞”,后者依赖“简短、浮夸的短语,以及容易被断章取义的说法和口号,总是用第一人称:我说,我承诺,我威胁。”
两人都被描述为对怨恨有直觉鉴赏力的人。墨索里尼“有能力捕捉人们的情绪,不是赋予其积极意义,而是利用怨恨和阴暗激情,纵容不安、恐惧和失望,把它们变成愤怒的爆发。”特朗普的修辞也被以类似方式解读:一种“胜利式愤怒的有毒混合物”,把世界分裂成朋友和敌人,并把移民描绘成内部和外部的入侵者。
不妨称他们为怨恨企业家。两人都把弥散的焦虑和地位怨恨转化为以领袖本人为中心的摩尼教式政治叙事——而且两人都凭本能、实时地这样做。区别在基础设施。墨索里尼享有一党制和对大众传播的垄断;他可以奢望闭合宣传与信念之间的回路。特朗普则在一个碎片化、竞争性的媒体环境中运作,这个环境奖励越界和奇观。他无法闭合回路;他只能一个时刻接一个时刻地支配它——而这或许正是信息流被建造出来的用途。
关键分歧:教义 vs. 神话
尽管有所有这些趋同,有一个分歧很难忽视:心智。一篇比较评论指出,“特朗普在智力追求的兴趣和成就方面与墨索里尼显著不同……”。墨索里尼曾是社会主义记者和报纸编辑,一个贪婪——尽管有选择性——的读者,一个自觉的理论家,试图把法西斯主义系统化为一种教义。他的心理画像被描述为包含“冷静、分析性、演绎性”的智力,以及“个人和政治上的直觉”。相比之下,特朗普的画像一直被用即兴、本能和表演性智力来描述,而不是教义连贯性。他被称为“有才华的骗子和伪装者”,通过直觉解读选民需求来操纵他们,而不是通过意识形态建构。
这一区别在心理上很重要——尽管这是系统化方式的分歧,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分歧。墨索里尼的自恋经过教义式阐发:他有自己的哲学家、政党纲领、一套国家哲学来为权力意志辩护。特朗普的自恋则经过神话式阐发:他通过叙事、怨恨和预言来治理,而他的运动为自己提供教义——从 QAnon 关于即将到来的清算的故事,到“天选之国”的周日修辞。前者是系统建造者的自恋;后者是交易者的自恋——一个想成为现实作者的人,与一个现实围绕他而被书写的人并置,一条帖子、一个预言接一个预言。在注意力经济中,第二种策略可能走得更远。
同一架构,不同时代
对墨索里尼和特朗普的心理比较,最终是一项关于历史断裂中结构性重复的研究。两人都表现出符合临床医生和心理传记作者所谓恶性自恋的模式:夸大、对持续仰慕的需要、共情缺失、工具性关系——女性是所有镜像中最被渴求的——冲动,以及与真相的策略性关系。两人都把个人怨恨和民族不满转化为简化和建构敌人的政治。两人都理解,现代权力是一场永久表演,舞台就是他们时代的传播技术。
但两个画像生长于不同的心理生态。墨索里尼的自恋在二十世纪初革命政治的熔炉中锻造,通过教义加以阐发,并由一个极权国家稳定下来——无论多么不稳。特朗普的自恋则在晚期资本主义名人文化中锻造,通过神话和运动加以阐发,只靠人群和收视率的持续确认来稳定。墨索里尼试图体现国家;特朗普试图支配信息流——但两人讲述的故事是同一个:国家堕落了,通过他重生。
这就是为什么这一比较并不支持把两种人格简单等同——也是为什么其谨慎的结论同时也是紧迫的结论。相同的自恋架构,会因运作其中的制度和科技环境不同,产生不同的政治表型。警告不是特朗普就是墨索里尼。警告是:两人共有的人格结构——与怨恨政治融合的恶性自恋——在民主环境和威权环境中都仍然可行,并在每个时代的主导媒体中找到新的表达渠道。因此,对每个民主国家而言,问题不是这类人格是否会出现。问题是,它的制度能否比一个信息流更安全地吸收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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